或許是因為直播行業的準入門檻較低，行業內部魚龍混雜，一些主播在內部競爭中不占優勢便想著“另辟蹊徑”，為了賺取利益做出挑戰行業底線的行為。

這些行為也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在今年兩會期間，就有直播打賞的相關議程，直播打賞對于青少年價值觀、社會風氣等方面的影響引發熱議。

光鮮亮麗的“網絡行乞”

“感謝大哥送來的XX”這可能是網絡主播們最常見的一種話術，在不知名的小主播直播間中，觀眾甚至可以通過打賞免費的禮物換來主播的一句感謝，這種現象在幾乎所有的直播發生。

曾經有一位朋友嘲諷打趣，“你給主播刷禮物，主播講一句感謝大哥，你刷的多點主播就再跟你聊兩句，甚至滿足你的小要求。相當于你拿錢買主播的服務，雙贏。”

在某直播平臺的首頁推薦直播間中可以看到，一位衣著“清涼”的女主播在與觀眾們聊天，一但出現打賞金額較高的觀眾，主播就會進行語言、動作等多個角度的誘導，甚至是以私人微信換取“大哥”的禮物。

通過繼續觀察同類直播間可以發現，這些主播的直播間中只有一個季節，那就是夏季。這其實就是在打低俗色情的擦邊球，他們對于直播的審核規則有著深刻地了解，并將自己的行為控制在平臺允許的范圍之內。

許多主播借助這種擦邊球行為或是一些直播套路來賺取觀眾的禮物，這種輕而易舉得來的“快錢”成為了他們吹噓的資本。

在部分主播的吹噓下，一種荒誕的說法流傳開來，“當主播輕輕松松，年入百萬”。有人將這種行為稱之為“網絡行乞”，通過賣慘、套路、低俗等方式換取打賞，光鮮的外表也難以掩飾無底線的行為。

若只是小范圍的狂歡也不會引發如此廣泛的討論，“網絡行乞”已然對全行業都造成了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于涉世未深的年輕人。鳳凰網的一篇報道中提到，一位年輕人將自己工資的83%都用來打賞主播。

根據《2023年直播產業人才報告》可以發現，直播行業低齡化趨勢明顯，2023年第三季度16-24歲的求職人員同比去年增長了5%，總人數占比近一半。在直播行業求職人員中，視頻主播的投遞率排名第四。

平臺能離開打賞?

直播打賞是直播商業模式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屬于是直播變現的一種主要方式。在這種模式中平臺提供“場”，主播與用戶在“場”中互動，主播提供內容吸引用戶打賞，主播拿取部分，其余反哺平臺。當然伴隨著電商直播的出現，直播帶貨也是直播行業變現的一種方式，并且變現能力較前者而言更加穩定。

不過，對于傳統直播內容來說，直播帶貨并不是最優選的變現方式，直播帶貨對于主播的直播內容以及直播模式或多或少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直播效果也會發生不可預計的變化。

以虎牙游戲區的一位頭部主播董小颯為例，他曾經開設淘寶店，并在自己直播間打廣告。這種方式許多主播都嘗試過，但是他們不會將過多的精力放在帶貨，于他們而言帶貨只是一種增收的方式。

直播打賞除了是主播的一項收入之外，它還以一種激勵的形式存在于平臺、主播與用戶之間，作為UGC內容為主的直播平臺，用戶打賞無疑是對于直播內容的一項重要反饋。

綜合來看，當下的直播平臺收入占比中直播打賞占到了極高的比例，有數據顯示，斗魚在2023年第三季度直播打賞營收占比94.1%，虎牙在2023年第三季度直播打賞營收占比87.4%。

所以，不論是以游戲、娛樂為主的傳統直播平臺，還是新興的電商直播平臺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主動割舍直播打賞。

直播打賞何去何從

從兩會聲音來看，當下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關閉直播打賞這一功能，如果無法關閉直播打賞功能，那就應該降低主播直播打賞分成比例。“近年來，隨著網絡直播的熱火朝天，捧紅了一大批吸金能力強的‘網紅’，也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蹭流量無底線、網絡行乞、數據造假、內容低俗等，令人堪憂。”

目前看來，想要關閉直播打賞功能可能性較低，畢竟當下直播平臺都在向主流文化靠攏，知識直播逐漸進入大眾視野，直播平臺輸出的不再只是泛娛樂內容。

例如B站，去年考研前夕B站發布了近半年的考研視頻直播數據，該類型的視頻播放量高達8.18億次，相關的直播間開播139萬次。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為直播打賞設置三天冷靜期，并可限制惡意撤回。首先，冷靜期可以在較大程度上為未成年巨額打賞提供緩沖，便于家長及時發現止損。重慶晨報曾報道過一個小學生打賞主播8天共消費1.38萬。法制晚報也曾報道過一名未成年少女三個月打賞主播65萬。

在《網絡直播打賞的法律定性之探討》中指出，近五年來，有關網絡直播打賞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多達六百余件，并且還有增長趨勢。

其次，限制惡意撤回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為了防范別有用心之人借助時間差達成不可告人目的。

綜上所述，兩種觀點皆有可取之處，但是想要解決網絡直播打賞的負面影響，除了對其本身進行整改之外，一些積極的正向引導也是必不可少的。